古代政治家张居正的生平事迹

2023-08-09 10:53:18 来源:互联网

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威的一个首辅,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1582年6月,张居正病死,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,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,改革基本失败。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张居正事迹,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。

张居正人物简介

明朝名臣,明朝中后期政治家、改革家,万历初期的内阁首辅,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“万历新政”,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续,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。


(资料图)

张居正,字叔大,号太岳。祖籍安徽凤阳。明太祖封先祖张关保到归州,为归州千户所。张居正曾祖庶出,无法承世袭官职,迁到湖广江陵。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,卒于公元1582年6月20日。5岁入学,7岁能通六经大义,12岁考中了秀才,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,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,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,才未中举。16岁中了举人,23岁嘉靖二十六年(1547年)进士,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领翰林事。隆庆元年(1567年)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。后迁任内阁次辅,为吏部尚书、建极殿大学士。隆庆六年,万历皇帝登基后代高拱为首辅。当时明神宗年幼,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。

前后当国10年,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收到一定成效。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,推行“一条鞭法”,改变赋税制度,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;用名将戚继光、李成梁等练兵,加强北部边防,整饬边镇防务;用凌云翼、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;严厉整肃朝廷上下。在张居正功成名就之时,他把矛头对准了曾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——文官集团。张居正除了推行一条鞭法,使得税收统一收钱不收物,节省了很多土地,更实行考成法,其具体实施方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,

比如一位知府(五品),年初时就要写好一份计划,不能太少,写好后自己留一份,给张居正一份。如计划过少,就要退回重写。计划通过后,以后的一年里这位知府就要为完成计划而努力。如果到了年末,核对后发现这位知府有什么事没有完成,那知府就会被贬职降为知县。如果到了县里还是如此,那就一直降下去,直到知府什么官都被削去,回家当老百姓为止。

万历十年(1582年)六月二十日,内阁首辅、太师、太傅、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,年五十八,死后赠上柱国,谥文忠。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,籍其家;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。著有《张太岳集》、《书经直解》等。

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,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,危机四伏。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,青烟缭绕。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《庆云颂》的华丽词藻,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。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,贪赃枉法。在时任内阁首辅的权力交接中,在徐阶的托付下,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,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,整饬朝纲,巩固国防,推行一条鞭法,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。

张居正人物生平

1.直上尽头竿

嘉靖四年(1525年),当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(今荆州市)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,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,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。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,照得四周—片光明,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。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,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“白圭”,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。

白圭的确聪颖过人,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。嘉靖十五年,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,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,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,长大后尽忠报国,并替他改名为居正。这一年,居正补府学生。一年后,参加乡试,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。但顾璘并非出自私心,而是希望对他多加磨砺,以成大器。三年后,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,成为一名少年举人。顾璘对他十分赏识,曾对别人说“此子将相才也”,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:“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,做伊尹,做颜渊,不要只做—个少年成名的举人。”嘉靖二十六年,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,授庶吉士。

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,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,期满后可赐编修。张居正入选庶吉士,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。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,在其引导下,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,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,废丞相,设内阁,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。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,实际上也就是宰相。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,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。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、严嵩二人,二人争夺首辅职位,结果是夏言为首辅,然后被严嵩进谗接着被杀,严嵩为内阁首辅,张镇被听进严嵩谗言的辽王所杀。

对于内阁斗争,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。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,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。为此,嘉靖二十八年(1549年),张居正以《论时政疏》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一五)首陈“血气壅阏”之一病,继指“臃肿痿痹”之五病,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。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。此后,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,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。

嘉靖二十九年,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,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。休假三年中,他仍不忘国事,亲身接触农民。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,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、饥寒和痛苦。他在《荆州府题名记》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九)中说:“田赋不均,贫民失业,民苦于兼并。”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,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。

嘉靖三十六年,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。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,在政治的风浪中,他模仿老师徐阶“内抱不群,外欲浑迹”,相机而动。嘉靖四十三年,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,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。逾德只是个虚衔,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,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。在裕邸期间,“王甚货之,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”(《明史.张居正传》)。而国子监司业则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,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。打败高拱后,嘉靖四十五年,居正掌翰林院事。

这一年,世宗殁,裕王即位,是为明穆宗。张居正的机会来了。隆庆元年(1567年),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,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,进入内阁,参与朝政。同年四月,又改任礼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。此时的他没有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“凤毛丛劲节,直上尽头竿”。此时,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“直上尽头竿”了。

2.巩固国防

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。这时的明王朝,内则土地兼并,流民四散,草译祸起,国家帑藏空虚,用度匮乏;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,制造“庚戌之变”,南方土司争权夺利,尤其岑猛叛乱,“两江震骇”,东南倭寇骚扰沿海,民不聊生。面对这些,张居正无法轻松。

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。自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严嵩倒台后,徐阶继任首辅。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,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、大兴土木的弊端,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,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。但不久,隆庆二年(1568年),七月,徐阶终因年迈多病,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。次年,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,控制了内阁大权。高拱当政期间,起用了一批人才,仕路稍清。

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,后发生嫌隙。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。隆庆六年,穆宗病殁,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。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太后神经,加之冯保扇鬼火,太后以“专政擅权”之罪令高拱回原籍。这样,张居正就成了首辅,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。

平心而论,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,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,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,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,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。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,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,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,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。早在隆庆二年八月,他托《陈六事疏》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三六)中,从省议论、振纪纲、重沼令、核名实、固邦本、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,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,富国强兵。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“不知王霸之辩、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”,而误认为“仁义之为王,富强之为霸”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三一《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》)。明确地把解决国家“财用大匮”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,首先巩固国防,整顿吏治。

还在隆庆年间,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,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。

隆庆四年,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,计划称帝。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,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,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。鉴于此事非同小可,张居正写信,要崇古立刻把详情“密示”于他。原来,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,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,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。然而,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。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,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。

张居正接到报告,再次写信给王崇古,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,并派人通报俺答:“中国之法,得虏酋若子孙首者,赏万金,爵通侯。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,但彼慕义而来,又汝亲孙也,不忍杀之。”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二二《答鉴川策俺答之始》)然后,指授方略,要祟古、逢时奏疏皇上纳降。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,认为敌情叵测.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。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,俺答终于被迫妥协。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,礼送把汉那吉回乡,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。

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。俺答见到非常感动,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,并决定请求封贡、互市,和明友好相处。

隆庆五年,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,诏封俺答为顺义王,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,与鞑靼进行贸易。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。

3.整顿吏治

作为—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,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。

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。官吏贪污,地主兼并,引起“私家日富,公室日贫”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二六《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》),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,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,落草为寇。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,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,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,并受到广泛的欢迎。

基于上述看法,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。万历元年(1573)十一月,张居正上疏实行“考成法”,明确职责。他以六科控制六部,再以内阁控制六科。对于要办的事,从内阁到六科,从六科都到衙门,层层考试,做到心中有数。改变了以往“上之督之者虽谆谆,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”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三八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》)的拖拉现象。考成法的实行,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,而且明确责任,赏罚分明,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“虽万里外,朝下而夕奉行”(《明史.张居正传》)。

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“富国强兵”,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,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。

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,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。万历四年规定,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,一律处罚。同年十二月,据户科给事中奏报,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,山东有十七名,河南二名;受革职处分的,山东二名,河南九名。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,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。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,使国库日益充裕。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,岁入达435万余两,比隆庆时每岁所入(含折色、钱粮及盐课、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)250余万两之数,增长了74%(《明通鉴》卷六七)。财政收支相抵,尚结余85万余两,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。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:“近年以来,正赋不亏,府库充实,皆以考成法行,征解如期之故。”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四五)可见,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,但它对整顿田赋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。

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,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。张居正认为人“古之理财者,汰浮溢而不骛入,节漏费而不开利源”。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。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。

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,裁减冗员,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。据对“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,有沉滥者裁之”,竞“汰冗员二三”。同样,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。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,通贡互市,保持边境安定,减少战争费用,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。到万历二年,北边“三镇二岁之中,所费不过万余,而所省已百余万”。还通过减客兵,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,“岁所省,儿得数十百万”。

同时,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,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。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“节用爱民”,“以保国本”,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,也是锱铢必较,寸步不让。万历七年,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,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,居正据理力争,上疏说,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,“目前支持已觉费力,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,疆场意外之变,何以给之?”他要求神宗节省“一切无益之费”。结果,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,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、花灯费也被废止。在张居正的力争下,还停止重修慈庆、慈宁二宫及武英殿,停输钱内库供赏,节省服御费用,减苏松应天织造等,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。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,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。纂修先皇实录,例得赐宴一次。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,提出辞免赐宴。他说:“一宴之资,动之数百金,省此一事,亦未必非节财之道”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,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。

张居正在整顿吏治、厉行节约的过程中,不仅自己廉洁奉公,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。儿子回江陵应试,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;父亲生日,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,骑驴回里祝寿。万历八年,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,回乡调治,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“勘合”(使用驿站的证明书),居正立即交还,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,就不能以身作则。对于明王朝来说,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。他早在内阁混斗、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,写过一偈:“愿以深心奉尘刹,不予自身求利益。”他的确是做到了。

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,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。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,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,增加收入。

但张居正反对通过“开利源”来理财,因为在他看来,“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,设法巧取,不能增多”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,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,他指出:“窃闻致理之要,惟在于安民。”那么,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?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,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。为此,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,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,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。

万历六年(1578年),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,清丈田地,结果“闽人以为便”。于是在万历八年,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,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。

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《清丈条例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,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,溢额求功。如浙江海盐“水涯草堑,尽出虚弓,古冢荒塍,悉从实税。至于田连阡陌者,力足行贿,智足营奸,移东就西,假此托彼。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,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,皆营私窖。遂使数亩之家,出愈增而田愈窄焉。”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,革豪右隐占,额田大有增加。万历八年,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,比隆庆五年(1571年)增加了2336026顷。随着额田的增加,加之打击贵族、缙绅地主隐田漏税,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。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、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,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。但从理财的角度看,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,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,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“一条鞭法”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。

张居正很清楚,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,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,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,不利于社会的安定。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,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,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,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。

当时,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该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,如应天府(今江苏南京)的“里甲银”,浙江、广东的“均平银”,福建的“纲银”,还有江南的“十段锦”,以及有些地区的“一条鞭法”等。

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(1531年)二月,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,取得了成绩。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:“顷行一条鞭法。……通将一省丁粮,均派一省徭役。……则徭役公平,而无不均之叹矣。”此后姚宗沐在江西,潘季驯在广东,庞尚鹏在浙江,海瑞在应天,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。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、上元两县“行一条鞭法,从此役无偏累,人始知有种田之利,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,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”,做到了“田不荒芜,人不逃窜,钱粮不拖欠”。

万历五年,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,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。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,他们便制造浮言,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:“至嘉靖末年,创立条鞭,不分人户贫富,一例摊派;……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,而最不便于江北。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,人心惊惶,欲弃地产以避之。请敕有司,赋仍三等,差由户丁,并将白栋纪过劣处。”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,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。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:“法贵宜民,何分南北?各抚按悉心计议,因地所宜,听从民便,不许一例强行。白栋照旧策励供职。”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:“条鞭之法,近旨已尽事理,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。法当宜民,政以人举。民苟宜之,何分南北。”

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,而且可以“不分南北”,在全国普遍推广。万历九年,他终于下令,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。

—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。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,使赋役合一,并出现了“摊丁入亩”的趋势。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。

一条鞭法的施行,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、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。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,限制了胥吏的舞弊,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,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。当然,我们也应该看到,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,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,这是它的主要不足。

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,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。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,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。万历十年,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,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。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,加上太仓存银,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。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。这年二月,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(1567年)至万历七年(1579年)间各省积欠钱粮。另外,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“重农轻商”观念,认为应该农商并重,并提出“省征发,以厚农而资商;……轻关市,以厚商而利农”的主张。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,侵犯商人利益。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,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,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,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,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,按照祖制,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,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,到期后可以回朝为官。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进入佳境,要是自己走掉,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,而且回来后要给别人打下手了,所以张居正选择了唯一的选择,夺情(指事物太急,绝对不能走,皇帝批准,可以留下)。

万历八年,神宗皇帝已年满18岁了。这个青年帝王以他的早熟和敏感,不会不曾意识到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压力,也不能不想一逞早日亲操政柄的威风。但是,面对如此广袤的国土,如此纷繁的政务,要他独力驾驭,也殊非易事。总之,他还得依靠这位“元辅张先生”。

这九年中,张居正力肩重任,勉力支撑,已经积劳成疾。他不过才五十多岁的年纪,给人的印象就已经是未老先衰之态:形神疲惫,气血壅塞,须发花白,精神委顿……再说,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他如何不知道故乡民谚“当家三年狗都嫌”的道理?于是在当年的三月,张居正正式向神宗提出了“乞休”的请求:“伏望皇上,特出睿断,亲综万几,博简忠贤,俾参化理,赐臣骸骨生还故乡。”这话说得无比苍凉,他不过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平平静静地退休,再去看一看荆州的田园美景、重履“乐志园”那竹林曲径、重归钟山堂去温习“谢家庭树依然在,为报新枝已满林”

可是,神宗皇帝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,他毫不犹豫地下旨婉言慰留,并恩赐“白金麒绣御膳坐蟒”等贵重器物,以达诚意。这“坐蟒”就是袍服正襟用金丝彩绣蟠蟒图案,因龙、蛇同源,坐蟒袍服一向唯有王公贵戚才可着装,这种恩赐,对张居正不啻是一种极大的褒奖。

两天后,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,除了重申自己“惴惴之心,无一日不临于渊谷”的苦楚和难处之外,同时还以良好的意愿提出一个善后方案:我此次求去,只是请假休息,并不敢以辞职而“决计长往”;国家或有大事,皇上一旦召唤到我,本人一定“朝闻命而夕就道”,就是拚上性命也不敢推辞。

这时,张居正的心绪十分复杂:尽管他热衷于贪恋权位,而且也希望将自己所开创的新政推行到底;但是,面对已经成年的皇上,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,以免“驽力免于中蹶”。他深深知道,宦海险恶,前途莫测,中途翻车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。比如他所熟知的前内阁首辅严嵩,倒台之后就不是人过的日子,也就是后来的学人沈德符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所说:“严分宜败后,乃子世蕃从粤东之雷州戍所私归,偕其密友罗小华(龙文)游乐于家园,广募壮士,以卫金穴,物情甚骇。其舍人子,更多不法,民不能堪,诉之有司,不敢逮治。袁州推官郑谏臣者,稍为申理,辄罗其诟詈,且有入奏之语。郑乃与上巡江御史林润谋,直以闻之朝,谓世蕃招集劲勇,图不轨,且与龙文日夜诅上。时,世宗方在齐宫祈长年,见疏大怒,直批就著林润拿来京。”

沈德符的祖父当时是巡江御史林润手下的仪郎,所以对这一事件的细节了解得十分清楚:明世宗的圣旨下达后,林润星夜出发,当即统兵赶往南方,要去雷州戍所缉拿严世蕃。这时,严家还蒙在鼓里,而世蕃之子严绍庭尚在锦衣卫任职,得到警报之后,即至雷州报信。后来,林润的追兵还是抓住世蕃父子,“都用叛臣法,与龙文俱死西市”。

伴君如伴虎,张居正知道,这些皇上都是些翻脸不认人的独裁者,严嵩在内阁21年,多少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奉着世宗皇帝;即使说他罪大恶极,那也有世宗的一份。可皇上一但认为此人成了绊脚石,先杀掉他的儿、孙,再把年逾耄耋的严嵩放归故里,所以严嵩回家不到两年便郁郁而亡。政坛的凶险到了这一步,他不能不及早自谋退路,希望能保全自己及其家族。

从某种意义上看,张居正这种“乞休”之举,既是一种政治姿态,也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策略——如不早日辞去,恐将使王事不终,前功尽弃。

本来万历已经同意,但由于李太后要强留张居正等原因,张居正最终留了下来,不辞劳苦地一干又是两年。

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(新历7月9日),张居正病逝,撒手人寰。死后,神宗为之辍朝,赠上柱国,谥“文忠”。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。

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,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、大地主的利益。他死后,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。而神宗呢? 居正在位时,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?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。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。据传,一日万历读书,念到“色勃如也”时,误将“勃”读成了“背”。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:“这个字应该读‘勃’!”居正这一声大吼,让万历真的有些“勃如”了。而最终让万历恨上张居正的是另外一件事。万历年间,张居正当政,所有文件都是由内阁批阅,万历年幼,总想给自己找点事干,但一拿起奏疏,都是张首辅批阅好了的,所有事情照着办就行。万历毕竟十六七岁了,就只有找人玩,找到了身边的太监,太监干什么,他就干什么,太监喝酒,他也喝酒,不过万历喝酒喜欢闹事。万历八年喝醉后找到一个太监要他给自己唱歌,但那个太监不会唱歌。他闹的事马上就传到了太后那里,太后给他看了一本书叫《霍光传》,霍光曾经干过一件大事,就是废过皇帝,意思就是,如果万历再不听话,就把他废掉。万历清楚,现在有能力废掉自己的,只有张居正,所以由此恨上了张居正。

张居正当国十年,所揽之权,是神宗的大权,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,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。在权力上,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。张居正的效忠国事,独握大权,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。这是帝王的逻辑。

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,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,神宗命潘致仕。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,他的下台,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。

不久,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。神宗于是下令抄家,并削尽其宫秩,迫夺生前所赐玺书、四代诰命,以罪状示天下。而且张居正也险遭鞭尸。家属饿死的饿死,流放的流放,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。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下场。

人亡而政息,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,有的弃市。而朝廷所施之政,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。整个神宗一朝,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。

直到天启二年(1622年),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,予以复官复荫。

张居正的改革介绍

明英宗被俘后,在于谦的率领下,另立明景帝,并发动全国军民抗战,终于打退了入侵的瓦剌军,明朝一度复兴。1488年,明孝宗即位。这段时间是明朝政治最为清明的时期,这位皇帝勤勉而不专制,信任大臣,内阁权力大为上升。到了嘉靖皇帝,他信奉道教,不理朝政,致使严嵩把持朝纲,政治腐败,财政出现危机,以致海瑞称“嘉靖嘉靖,家家皆尽”。

1573年,神宗即位,年号为万历。神宗得到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鼎力辅佐,开始进行改革。内政方面,提出了“尊主权,课吏职,行赏罚,一号令”,推行考成法,整顿官僚机构,同时决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人士,尊主权、课吏职、信赏罚、一号令,提高行政效率。另外,改革加强内阁职权,抑制宦官势力,并整饬学政,禁止讲学,查禁私立书院。这一系列的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。

经济方面,清丈全国土地,抑制豪强地主,改革赋役制度,推行一条鞭法,减轻农民负担。军事方面,加强武备整顿,平定西南骚乱,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,保障边境安全。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的形势。

改革虽然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,但对去除积弊、澄清吏治、抑制豪强、减轻农民痛苦、安定人民有一定好处。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,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好转。但是改革受到大地主势力顽强阻挠,张居正病卒后,除一条鞭法外,其他改革措施都被废止,明朝从此走上了衰败之路。看了“张居正事迹 ”的人还看了:

1.张居正改革

2.熊召政小说《张居正》经典语录

3.试论张居正的法律思想

4.以挫折为话题作文800字高中生

5.历史传奇故事会

关键词: 张居正 神宗 万历
分享:
x 广告
x 广告

Copyright   2015-2022 魔方网版权所有  备案号:京ICP备2022018928号-48   联系邮箱:315 54 11 85 @ qq.com